2021年的刑事辩护领域，最火热的罪名莫过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去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了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显示，在过去9个月里，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帮信罪”罪的数量，同比增长21.3倍，起诉人数达79307人，位列全部罪名第四。

“帮信罪”数量激增，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这个看似比较复杂的罪名，为何会有那么多人触碰？“帮信罪”离我们日常生活有多近？笔者根据近两年对“帮信罪”的辩护经验，梳理了以下几个问题，希望通过本文让普通大众能够快速了解到“帮信罪”。避免自己认为很简单的日常行为，一不小心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同时，对于不小心涉嫌到“帮信罪”，提供了一些有效的辩护思路，下面直接进入正文的分享。

目录

一、什么是“帮信罪”？

二、“帮信罪”数量激增的原因是什么？

三、日常生活中哪些看似寻常的行为容易构成“帮信罪”？

四、如果涉嫌“帮信”，它的辩护要点是什么？

一、什么是“帮信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称为“帮信罪”。是2015年八月《刑法修正案（九）》所增设，处于《刑法》第287条：“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关于增设“帮信罪”的原因是考虑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犯罪模式从线下转到线上，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财产类犯罪与日俱增，导致网络帮助犯危害性日益增大甚至超过正犯，在主犯难以抓捕打击的情况下，又没有其他依据能给那些帮助者进行定罪量刑，这就导致此类犯罪愈发猖獗，人民财产利益严重受损，更有甚者家破人亡。为了更有效的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财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时候，一个新的思路得以那产生，那就是能否通过切断网络犯罪的运输线，来个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掉电诈网赌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也是新增“帮信罪”的原因。 

1，从“帮信罪”的构成要件来看：

（1）客体：国家对正常信息网络环境的管理秩序。

（2）客观方面：客观上实施了为他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或者服务器托管以及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上述客观行为在实务中，常见的有为他人实施网络犯罪提供制作涉案APP，出租、出借或者托管服务器，提供银行账户、支付宝、微信支付码收取支付相应款项以及在火币网、OK网等虚拟币交易平台以USDT等虚拟币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

 （3）主体：一般主体，即单位及个人

（4）主观方面：行为人明知且故意

 2，学说观点：

从一般的归罪角度来看，如果构成“帮信罪”，那么起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客观上需要实施了帮助上游犯罪的行为，二是，主观上对于上游犯罪是存在明知，并且故意实施该帮助行为。这两个条件都涉及到一个相似的点，那就是上游犯罪的存在。因此，在“帮信罪”诞生之初，一直到现在仍让有较大的争议，那就是“帮信罪”属不属于帮助犯的正犯化，还是仅仅属于帮助犯的量刑规制，亦或者是独立构罪？关于三种学说观点，本文不过多阐述，现将其要点摘下：

第一种观点是帮助行为正犯化。该种观点是基于共同犯罪的理论提出，认为本罪欲规制的是传统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但由于网络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增加，帮助行为人从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向主犯靠近，故将帮助行为人在立法时单独作为正犯处理，设置独立的法定刑。

第二种观点是量刑规则。该种观点认为帮信罪不是帮助行为正犯化，仍然属于帮助犯，只是因为刑法分则条文对该帮助犯设置独立的法定刑，所以排除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帮助犯）处罚规定的适用。

第三种观点是独立构罪。该种观点对帮助行为进行了划分，对单个帮助行为如果能被评价为“情节严重”，则成立共同犯罪的帮助犯与帮信罪的竞合；若不能被独立评价为“情节严重”，不能独立引起上游违法犯罪的危害后果，考虑到单个行为危害虽然较低，但基于网络犯罪的海量基数，其具有积量构罪的罪行构造，故其独立成罪。

在此，笔者比较认同张明楷老师的观点（详见《刑法修正案（九）》若干条款的理解与适用——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属于量刑规制，不属于帮助犯的正犯化。

因为，如果将其正犯化的话，那么会扩大“帮信罪”的打击面，那些对“帮信罪”提供帮助的行为，也可以评价为帮助行为，那么这些是不是构成了帮助犯的帮助犯？这显然是不和逻辑和法理的。

 简单的打个比方，张三是做付款码生成工作的，知道这个行业中有人会将付款码给犯罪分子跑分用，有一天，李四找到他让他生成付款码，并且说朋友需要。张三知道后，仍然为其生产了收款码，后来李四因为涉嫌“帮信”被批捕，那么张三能否也定义为“帮信罪”的帮助犯呢？我个人觉得不合适，因为张三的行为属于中立性质的帮助行为，是日常行为，如果对该日常的中立帮助行为而进行刑事评价，这显然违背了刑法歉抑性的原则。那么，在了解了“帮信罪”的诞生背景、构成要件和学术争论之后，我们再看看，“帮信罪”的数量为什么激增。

 二、“帮信罪”数量激增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得出2015年-2021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裁判文书数量一览表，从图表中可以直观的看到2015年涉及“帮信罪”的案件是2件，虽然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都有所增长，但是数量都是在很小的幅度内上扬，然后到了2020年出现爆发性增长，2021年的增长幅度更是指数型增加。那么为何“帮信罪”的数量在2020年到2021年出现井喷式增长呢？

 笔者认为有两层因素在影响：

第一层：

因为在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简称司法解释），该解释的出台解决来“帮信罪”在实务中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关于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上文中笔者也提到“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中，主观需要明知且故意。但是因为“帮信罪”的行为认定较为复杂，帮助种类众多，缺乏统一适用的标准，“明知”的认定存在困境，在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关于明知的理解存在三种思路：

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