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发展的动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因素，也有金融监管和对冲私人货币无序发展方面的原因。数字人民币可以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扩大金融普惠性，同时，有助于人民币突破物理和地域界限，提高人民币易获取性，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较于美、欧等国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具有政治和制度优势、先发与场景优势以及竞争与容错优势。但随着数字人民币影响力和穿透力不断扩大，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国内外各种挑战和制约，需要妥善应对。

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的进展与态势

受私人数字货币勃兴发展刺激和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的推动，全球主要国家（地区）中央银行（货币当局）正在着手研究和开发CBDC。继2018年国际清算银行（BIS）展开央行数字货币调查之后，2019年，国际清算银行再次对66个经济体中央银行进行后续调查。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正在（或将要）开展CBDC工作，CBDC正在从概念层面落实到操作层面。从全球范围看，CBDC尚未扩展到普遍实验和试点阶段。短期（最多3年）内，大约有10%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向公众发行CBDC，受众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从研究和开发动机看，通用型（General Purpose）CBDC总体高于批发型（Wholesale Only）CDBC。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推动CBDC发展的主要动机在于提高支付效率、支付安全性、金融包容性和金融稳定性，而发达经济体更看重提高跨境支付效率和支付安全性。

目前，包括中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欧洲央行等在内的政府和中央银行正在为各自CBDC项目积极筹划、实验和评估。我国早在2014年就开始着手法定数字货币的开发和研究，当前正处于测试与试点阶段。英格兰银行已设计并完成中央银行数字货币RSCoin原型系统的建构，并在概念和技术上开展测试和实验。加拿大监管当局启动Jasper项目，探索实验和测试分布式账本技术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同时，积极研究CBDC发行机制及可能后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展开数字货币Ubin项目，从业务分析和技术实践两方面为CBDC的发行做准备。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积极开展有效合作，有序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囿于各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正在开展CBDC项目的各国中央银行对CBDC寄予的希望也有所不同。例如，泰国政府希望通过发行CBDC提高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为未来金融发展奠定基础；加拿大政府希望通过CBDC提高铸币税收入；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CBDC提高银行间的结算效率，降低跨境结算的风险；瑞典政府和乌拉圭政府因为国内现金使用率大幅下降，希望发行CBDC作为对现金的一种替代；英国政府关注CBDC发行是否会诱发金融系统危机，造成经济动荡；俄罗斯政府关注CBDC是否真正具有匿名性和安全支付性。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和扩大了民众对无接触安全支付的客观需求，使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加快了CBDC的研发进程。2020年年初，数字美元正式提上美国CBDC日程。推动数字美元发展既是美国当前金融和社会形势下实施高效、便捷的经济刺激和危机救助的重要措施，也是美元体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数字美元的推进路径有两条:一条路径是由美国国会提案推动;另一条路径是由数字美元基金会(Digital Dollar Foundation)发起数字美元项目(Digital Dollar Project)研究。此外，2020年12月，Libra申明更名为Diem，并将发布Diem Dollar，私人形式的数字美元呼之欲出。

2020年10月，欧洲中央银行首次发布《数字欧元报告（Report on a Digital euro）》（以下简称《报告》），认为数字欧元将为支付方式提供便利，有助于提升金融包容性与普惠性。同时，《报告》明确指出，随着电子支付增加，现金使用减少，私人数字货币或其他央行的CBDC在欧元区广泛使用，推出数字欧元是大势所趋。鉴于此，欧洲中央银行拟于2021年决定是否启动CBDC项目，期待在2-4年内推出数字欧元。2020年10月，日本中央银行发布《央行数字货币报告》，明确未来数字货币的规划、设定及实施路线，并计划在2021年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导实验，测试数字货币基础核心功能。至此，全球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成为各国角力的战略制高点。

数字人民币的机遇与优势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是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数字化转型的客观需要，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和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的新机遇。数字人民币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服务效率、畅通信息与数据链条、推动经济结构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同时，数字人民币有望重塑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结算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处在测试与试点阶段，在政治制度、场景落地、发展路径和经济基础上具有重要发展机遇和优势。

其一，转型发展机遇与制度保障优势。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从量的增长转型升级为质的提升，客观上要求作为宏观经济主要调控手段的货币政策在手段和方法上更具精细化调控能力，而法定数字货币在性质和功能上就具有这方面潜质。数字人民币的推出是顺应技术和历史潮流的重要举措，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就着手研发数字人民币，并决定选择对社会和公众具有更大潜在收益的零售型CBDC设计方案。一方面有利于中央银行利用央行数字货币提高货币金融领域的服务效率，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更好地提升金融包容性和普惠性，同时，中央银行亦可借此全面加强自身对货币体系的管控能力，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实现更好的金融稳定性。我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决定了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系统代表的是为公众和社会服务，这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最重要的政治和制度保障，与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所代表的全球私人资本利益存在明显不同。毋庸置疑，数字货币（包括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数字货币）的出现必然会对当前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造成冲击，影响和重构国际私人资本利益格局，这也是制约和影响美欧各国政府及IMF、BIS等国际主要金融和货币组织机构开发和选择CBDC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后，数字人民币应在坚持公共部门主导，维护国家货币主权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数字化转型与升级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实现合作共赢格局。

其二，数字化发展机遇与场景惯性优势。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国家战略。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人民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为数字人民币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经济环境。当前，数字人民币陆续在全国各地启动试点和测试工作。2020年4月，数字人民币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测试。《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同年10月，深圳市政府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开展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活动，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全社会。2021年，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北京、长沙等地陆续开展对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测试。当下，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落地工作加速推进，巩固了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发惯性与场景优势。多年来，支付宝和腾讯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发展培养了中国居民的非现金支付习惯。2019年，我国移动支付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超过60%。2020年，我国使用移动支付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近60%。中国人民银行正在拓展诸如跨境、跨机构支付和清结算等应用场景，采取与支付宝、腾讯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深度绑定的方式，充分发挥中国大型科技公司诸多场景优势。

其三，金融科技发展机遇和竞争性容错优势。以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金融科技的发展为货币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技术和创新支撑。我国金融科技后来居上，已处于世界前列，为数字人民币发展在技术上提供了保障和机遇。数字人民币技术方案采取动态演进体系，不预设技术路线，由市场竞争选择。数字人民币之所以采取动态的、竞争性的、多方案的双层技术与运营体系，一方面旨在充分吸收金融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保证数字人民币系统技术的先进性，同时，也是利用中国作为大国具有的竞争与容错优势，以避免技术选择错误对现行金融和货